核心提示：陶瓷是泥土与火结合的艺术，是泥土浴火重生的精灵。陶瓷是展示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辉煌名片，英文中陶瓷与中国的单词同为china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外国人认识中国首先是从认同中国的陶瓷开始的。陶瓷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进化的有力佐证。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我国先民即入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
陶瓷是泥土与火结合的艺术，是泥土浴火重生的精灵。陶瓷是展示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辉煌名片，英文中陶瓷与中国的单词同为china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外国人认识中国首先是从认同中国的陶瓷开始的。 陶瓷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进化的有力佐证。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我国先民即入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就出现于这个时期的早期。从陶瓷的工艺形成积累来看，先有陶，后有瓷。相传，远古时的妇女们，为了盛水、盛饭、存放食物，便用粘土和成泥团，捏成所需的器物，待干燥后用火烧成后成为陶器。随着釉料的试制成功，人们将陶制品浸涂上釉高温焙烧乃成瓷器。我国瓷器的出现最迟是在商代，距今约3500年左右。由于瓷器比陶器在诸多方面的独特优越性，使其得以迅速发展。到东汉时期，制瓷技术已渐趋成熟。隋唐期间，中国陶瓷即远销国外。华亭陶瓷的起源关于华亭陶瓷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考古史料不容辩驳。
截止目前，华亭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7处，经专家确证，属于仰韶文化与齐家文化并存的1处、纯属齐家文化的6处，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石斧、石纺轮、陶鬲、陶罐、陶盆、陶杯、陶壶等。根据史料记载，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不同阶段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因此，华亭境内的这7处文化遗存距今至少4000至5000年。而7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及其残片的存在，便是华亭制陶业最迟始于这个时期(距今4000至5000年)的铁证。
华亭制陶业自原始社会末期产生，在战国末期以至秦汉，迎来了第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华亭陇山文化学者王学礼先生近年研究秦汉帝王祭祀之处——“吴阳武畤”，在华亭境内的陇山莲花台发现了古“上、下畤”遗址。他在《安口窑与陇上窑》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从公元前423年(秦灵公二年)起在吴山之阳(南麓)，作“上畤”、“下畤”以祭炎黄帝后，这里就成了帝王们必来祭祀的神坛。祭祀需要大量的祭器，帝王们不可能全从京城带来，这就为在华亭烧制陶器成为可能，加之本地又有优质陶土和煤炭资源，这就促成了华亭陶瓷的兴起。
后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无论东汉初年平定隗嚣之乱、三国时期魏蜀较量，还是南北朝的割据争霸或起义造反，华亭或遭大军压境，或为流寇难民栖身，华亭陶瓷业由此陷入了低谷。
隋唐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文化繁荣，中西方文化交流迅速兴起并日趋活跃，瓷器一跃而成为仅次于丝绸的第二大外销产品，中国陶瓷开始走向世界。尽管中唐时期开辟了由海上通往西方以运送江南瓷器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即陶瓷之路，但长安西行通往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的商贸大通道地位丝毫没有动摇。内地陶瓷沿丝绸之路源源销往西域诸国，又一次为丝绸之路沿线的华亭陶瓷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古丝绸之路上，陇山为长安西行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处于陇山东麓的华亭，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商旅盛行的必经之地。这无疑会给华亭带来中原及其它各陶瓷产地的文化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亭陶瓷与各地名窑名瓷之间的沟通，促成了华亭陶瓷工艺的第二次飞跃。
从隋唐开始不断吸收内地大量先进工艺的过程，使华亭陶瓷业很快走向成熟，到宋元时期，华亭陶瓷在全国已初具影响。宋代烧制黑釉色碗、碟、罐、盆等产品，元代主要生产黑釉色陶罐和陶碗。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注译的我国第一部陶瓷史名著《陶说》(乾隆时朱琰著)中，录有《我国古代烧造瓷器重要地区表》，其中“甘肃”条目下的“宋”、“元”两款中，明确列出“平凉华亭(安口镇)”；在《中国陶瓷史》“宋代瓷窑遗址分布图”和“辽、金瓷窑遗址分布图”上，甘肃区域内仅标有“华亭”。1972年故宫博物院李辉炳、李知宴两位专家来安口杨家沟古窑址考察，认定挖掘出的瓷片系宋元时期所产。1978年李知宴先生又一次来安口杨家沟考察后，所撰《磁州窑绘画艺术》一文中指出：“在平凉地区华亭县安口镇的杨家沟也发现磁州窑类型的产品。”由此可见，宋、元时期华亭陶瓷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并非一般。
“陇上窑”的兴盛
明代以来，长期积累的丰富生产技能和经验，终使华亭陶瓷由量变发生质变，赢得“陇上窑”的美称而跻身全国名窑之列。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陶埏》中载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徽郡婺源、祁门。”傅振伦注译《陶说》附录《我国古代烧造瓷器重要地区表》中载：“甘肃?明：华亭(安口镇)〔陇上窑〕。”按其表末所注，这个记载是指：华亭县安口镇为明时“陇上窑”所在地，且“陇上窑”系“已有定名”。由此可见，明代是华亭陶瓷的鼎盛时期，除烧制红、黄、黑釉色陶瓷碗、碟、罐类产品外，还炼制青花瓷，尤以青花瓷颇负盛名，窑场不断扩大，窑场由安口杨家沟扩展到砚峡。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罢官隐归的平凉进士赵时春在砚峡倡导开采煤窑，烧制陶瓷以度荒旱，由此推动了华亭陶瓷业的迅猛发展，后因砚峡陶土资源枯竭而逐渐歇业。明代的主要产品碗、罐、盆、坛等杂件形成了碗窑系列品种。华亭陶土资源和“陇上窑”已驰名全国。又据《增修华亭县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曾有大量饥民流入安口，安家落户，谋求生存，从侧面反映出华亭陶瓷业兴盛繁荣的程度。华亭陶土在境内安口、砚峡、策底3处均有出产，其中砚峡陶土在明嘉靖年间即已濒临枯竭；策底有少量分布，后来亦有古代瓷器出土，但其烧制，史志无载。因此，《天工开物》中所载当时全国五六处优质陶土产地中的“平凉华亭”，确切地说当为安口。而“陇上窑”即指安口杨家沟窑场无疑，该窑址已被甘肃省博物馆确定为省级保护文物。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多次攻陷华亭，清初(康熙十四年)朝廷平叛王辅臣反清复明，均使安口陶瓷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呈下滑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正如民国中期所修《增修华亭县志》载：“考百年以前杨家沟之瓷厂，仅烧黄、红、黑三色，然皆系盆、碗、罐、碟小器。”由此，从清初至清中期的安口陶瓷，堪称“陇上窑”的尾声。
晚清时期，受周围陕甘各地回民起义的影响，安口地区先后发生了咸丰十一年(1861)和同治元至七年(1862至1868)两次回民举事反清起义，尤以后者为甚，史志称“曾几破县城”、“华亭民众大量逃亡”，使明末清初曾受严重影响的安口陶瓷再次遭受巨大打击。加之“窑头镇近于用泥釉”等客观原因，“始移杨家沟瓷厂于窑头镇”(见《增修华亭县志》)。看似平常的窑场迁址，却成为安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曾名满天下的“陇上窑”时代就此终结，“安口窑”时代从此开始。
“安口窑”的崛起
“安口，安口，只要舍得力气，就能在这里安家口”。这不仅是安口地名的来历，也是安口能成为陇上名镇的主要原由。由于陶瓷业的兴盛，历史上和人们习惯上把安口称作“安口窑”。
“安口窑”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外地瓷商们对华亭陶瓷业的代称。虽说“安口窑”确无往日“陇上窑”那样显赫，但在安口陶瓷发展史上代表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晚清时期，锐意创新者不乏其人：同治时瓷工祁文玉、梁国华创烧出大瓷缸类产品；光绪初年，张正元创烧出白瓷产品；光绪中叶，陕西耀州瓷工路有才、崔大汉创制白瓷红石浆彩绘工艺……正是他们及其开发出的新产品新工艺，为“安口窑”的产品走向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是安口陶瓷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迫于军阀混战，先后有山西、河南、河北、江西等地瓷工艺人流落安口，引进了新技术，加上陶瓷行业的相互竞争，花色品种逐渐增多。由于明代以来“陇上窑”已有的影响以及晚清“安口窑”影响的日益扩大，使安口陶瓷的市场需求量大大增加，致使出现了官办和私营并存、瓷厂与作坊林立，且厂家的开办与倒闭异常频繁的极不稳定的局面。据统计，这个时期有13个省籍的人在安口从事陶瓷生产经营，陶瓷生产厂家和陶瓷经销店最多时曾达到142家，瓷窑达50余座，有从业人员3000多人，窑场遍布杨家沟、庙沟、赵家沟、窑头镇等12大区域和东街、正街两条陶瓷街。这种生产厂家众多、多元化并存、竞争异常激烈，既是民国时期安口陶瓷业生产组织形式的特色，也是安口陶瓷在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的民国时期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个时期的生产工艺，除中、后期仅在成型和彩绘等工序上有小的改进外，绝大部分工序沿用传统生产工艺。“开采靠人工镢头錾，运输靠畜驮人背肩挑担，加工靠畜拉碌碡碾，成型靠手捏人搅石轮转，直焰窑烧成费力费煤炭。”这首后来曾流传于陶瓷工人中间的歌谣，是当时生产工艺状况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比较重要的改进如1936年壶类小件普瓷产品采用了印坯法成型。1944年从山西、江苏等地瓷区引进了针对工艺美术瓷等胎薄而形状复杂产品的注浆成型。彩绘方面，民国初年汪如海、范志昌、陈群阳等创白瓷兰绘工艺；1936年朱志明、赵尔英、辛邦荣等试制成了细瓷、青花瓷等普瓷产品，并聘请专门美术人才绘制釉下青花；1945年山西籍技师李友恒、李长庆、李茂生等创制红、绿彩绘工艺；1947年由景德镇技师万鸿逵、甘书鸲引进五彩绘瓷及烤花工艺。民国时期安口陶瓷产品较晚清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到民国末期已有碗、盘、缸、盆、罐、茶具、酒具、杂件等日用陶瓷及耐为材料、工艺瓷、电瓷类产品90余种，年产量700万件。这些产品大都由瓷商以驼队“运往西宁、宁夏、兰州、武威等储处”销售。由此，安口便作为甘肃四大古镇而名扬天下，以至于外地人往往知道安口而不知道华亭，连如今老年人也承认这一点。安口陶瓷获殊荣新中国成立后，安口陶瓷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春天。（摘自：《平凉日报》作者：刘天义 任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