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 州 三 宝
泾川县博物馆 顾海丽
一：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
“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也称为“陶谷”碑。它是宋朝开宝元年（公元968年）重修王母宫时留下来的歌颂西王母以及回山王母宫的一块石碑。此碑通高2.83米，宽0.83米，厚0.18米，圆形缩头龟座，碑额呈梯形，与碑身挥然一体，没有任何装饰。碑文刻有《重修王母宫颂》全文，均为篆书，共20行，每行46字。共计900余字，其中140字已模糊不清。正文篆书记载有关西王母的传说和当时重修王母宫的情况。文字清秀，书法古朴，为宋代学士陶谷撰文，这块碑石详细记载了中国人对西王母崇敬的由来，以及对泾川回山是西王母祖庙遗存地的考证，是今天我们研究西王母最为珍贵的文物资料，《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是现存罕见的国内记载西王母事迹及王母宫的巨碑，目前还未发现比这更早的或专门记载西王母历史的碑刻。它不仅是书法宝库中的瑰宝，而且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极高的价值。
别看这块碑其貌不扬，但它上面的碑文却记述了回山西王母庙悠久的历史。“回中有王母之庙，非不经也。年纪寝远。栋宇毁坏，坛欹杏巧，蔽荆棘于荒庭......”。意思是说：“回中山有王母庙，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是年代久远，房屋毁坏，祭坛倾斜，杏树枯萎，杂草四处重生......”
据《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碑阴记载，宋开宝戊辰年（公元968年），王母宫由于年久失修，栋宇毁坏，后周是曾任彰义军节度使的北宋检校太师、泾州刺史、清河公张铎复镇泾州时主持重修了王母宫。重修后的王母宫殿堂鳞次栉比，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气势宏伟。翰林学士陶谷撰写碑文并在碑额处亲自手书五寸篆书“重修回山王母宫颂”，后命人将文章刊刻于这块石碑上。此碑文是对宋以前的有关西王母历史研究的概括总结。序中从《尔雅》中记载西王母说起，提到周穆王、汉武帝，引用文献除了《祭法》、《尔雅》外，还有《易经》、《楚辞》、《穆天子传》、《上之回》、《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内容涉及周穆王驾八骏，宴瑶池，捧王母之觞，歌黄竹等；汉武帝铸灵镜，祀雍畴，幸朝那、东方朔偷桃等。由此可以看出，早在汉代，古人就已经完成了西王母是人与神兼备的身份认定。
可是27年后，泾州的另一位官员柴禹锡看到碑刻的书法很不满意，就派人请来了与智永、怀素等齐名、被称为“潇湘四僧”的篆书大家僧梦英，他受邀削去“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旧字，与公元998年重刻石碑。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又过了25年后，大书法家、员外侍郎上官佖到泾州，认为梦英书法伪俗。于是，就亲自上阵重写碑文，并命人磨去旧字，重新刊刻，于公元1023年成碑。上官佖还在碑阴题刻170余字，记录了她为什么磨去旧字重新刊刻的原因与刊刻的经过，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字正是上官佖书写刊刻的。
就这样《重修王母宫颂碑》经过56年，三磨三刻，终于成碑。无论是身世显赫的官僚、声名显世的僧侣，还是名重当世的书法家对于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的青睐，可以反映出当时王母宫在全国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它碑刻的传奇经历也成为中国碑刻史上的奇谈。
二：镇海寺之碑
“镇海寺之碑”通高1.85米，碑首用楷书写有“镇海之碑”，整块石碑庄重古朴，碑阴处是与正文对应的汉文，文字已经全部脱落。石碑的正面大部分文字也已经脱落，只保存有三分之一的文字，看到这块碑文上的字体，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藏文，但是经过专家研究，它其实不是藏文，是元代历史上出现过的一种八思巴文字，所以这块碑也称“八思巴蒙文碑”。
在元代时期，镇海寺是宋真祖赵恒于公元1004年下旨，在隋代佛寺的原址上兴建的佛教寺院。经过历代的修建，到了元朝镇海寺一度成为泾川最大的佛教寺院，有记载称，当时镇海寺僧人达到3000多人，香火十分旺盛。在公元1277年，镇海寺的僧人不满蒙古贵族和军队对寺院僧人的欺压，爆发了僧人与蒙古军队的冲突。便很快蔓延成泾州境内不同教派之间、军队与民众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民族矛盾一触即发。泾川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是陇东地区的重要咽喉之地，北可达宁夏，西可达甘肃，东可达西安，是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忽必烈得知后，下了一道圣旨，要求尽快平息这场冲突。蒙古军队对于冲突向来都是以铁血著称，那忽必烈到底下了一道怎样的圣旨来处理这场冲突呢？圣旨从元朝的国都出发，马不停蹄的送往泾州，圣旨一到泾州，所有人的心都被提了起来，如果忽必烈派大军前来镇压，那么繁荣一时的泾州古城，将毁于一旦。没过多久，泾州镇海寺前就立了一块石碑。碑文的内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石碑的正文主要是元世祖忽必烈对于各种教派、各信徒专门下谕保护的圣旨，公元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给泾州镇海寺颁圣旨说“向管城镇的达鲁花赤们、官人们、来往的使臣们、军官们、军人们宣谕；“和尚们、基督教徒们、道教徒们、回教徒们，是免除地税、商税的，是不派任何劳役的。你们不要住僧人的房子，不要抓他们的马匹，不要断他们的水，不要毁他们的土地。寺院的僧人们也不能因为我下的这道圣旨，而不怕官吏做出越轨的事情。这道圣旨可以说是给冲突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即保护了僧人的利益，又对僧人的行为做出来规劝。镇海寺的僧人专门将忽必烈的圣旨刊刻于碑上，不仅是要官员们向天发誓，严格遵守；同时还有宣传皇帝功德的作用。这道圣旨是元朝开疆拓土以来，对反抗势力由原来的残酷镇压到用“怀柔”的方式，处理民族和宗教矛盾转折的标志。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当时的圣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刻有圣旨的这块镇海寺之碑还保存了下来，虽然石碑上的汉字大部分已经脱落，但是碑石上的八思巴文基本完好。八思巴是元朝的一位藏传佛教高僧，原名罗追坚赞，是元朝的第一位帝师，忽必烈让他管理各种教派，开发新的统一文字，接到任务后，他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创造出了这种八思巴文字。八思巴文是依据藏文字母的形态为基础，而它的拼读方式则是按照蒙语的发音为基础。实际上，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最显著的功效就是可以将藏文、汉文、蒙文等其他文字轻松的译写出来，这种文字正是忽必烈最想要的文字。很多人说八思巴文是一种神秘的文字，是因为八思巴文仅出现在元代，曾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使用，随着元王朝的灭亡，八思巴文也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这通刊刻忽必烈圣旨的“镇海寺之碑”在泾川幸存至今，意义非凡，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是参加过西藏回归祖国的“凉州会谈”西藏代表萨班的侄子，八思巴用它创造的八思巴文书写了这道圣旨，刊刻于碑，为国内仅存一二的八思巴文碑，是元代及中国历史上蒙、藏、回、汉以及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不朽颂歌，是宗教信仰自由，各教并存和谐发展的标志，是维护和平的真实见证，也是元朝进行文字改革的真实反映。因此，此碑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三：南石窟寺之碑
南石窟寺之碑刊刻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于民国初年出土于泾川县城关镇王家沟村，原来存放于南石窟寺一号窟，此碑通高2.25米，宽1.05米，厚0.17米。题额阳刻“南石窟寺之碑”额上横贴楷书“石窟寺主僧斌”六字。碑文楷书23行，每行38字，因下有断缺，现每行最多存34字。碑文记载了奚康生开凿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阴有出资修建石窟的施主提名。有三列，共计五十六人。
南石窟寺之碑的碑帽现存于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那为什么碑帽与碑身分离呢？这之间还有一段小故事。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兰登华尔纳组织的“考察队”来中国考察，其中北京大学学者陈万里随行，他们来到中国，企图要盗走敦煌莫高窟内标有“西魏大统4年”题记的285号窟内的全部壁画。他们到达西安时，在街市上偶遇“南石窟寺之碑”拓片，看到拓片上的内容，他们敏锐的发现了其珍贵的研究价值。3月22日，陈万里一行留宿泾川，第二天他们参观了陈列于县文庙的“南石窟寺之碑”后，又来到了该碑原出土地王家沟。最后，他们来到了南石窟寺进行现场考察。进入南石窟寺后，兴奋不已的陈万里注意到窟内北侧台座下有一长方形的石块横卧在地上，石块表面雕刻很是精细，只有一些造像显得残缺。根据石块的大小，陈万里断定这是“南石窟寺之碑”的碑帽。原来，南石窟寺之碑本来就安放于南石窟寺一号窟内，但是天主堂的瑞典修女一直想要将其盗走，于是被当时任泾川县知事的著名书法家廖原佶派人将“南石窟寺之碑”移入县文庙保管。可惜移碑的人缺乏文物常识，只将碑身移入文庙，却将雕有精致花纹的碑帽弃置于洞窟角落多年不顾。陈万里用毡子包裹住碑帽，悄悄的放入马车，后带到北京，保存于当时北京大学考古系文物陈列室内。
《南石窟寺之碑》是南、北石窟寺唯一仅存的开窟遗物，它的历史价值极为珍贵。首先，正是由于其碑尾落款处注明是“大魏永平三年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是持节都督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所以我们才确切得知南、北石窟的开凿时间和开凿者。其次，从碑文所书“命匠呈奇，竞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的记载中，能够体会到当时开窟的艰难，这座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是经过千百名工匠穷年累月的艰辛劳动而完成的。第三，从南石窟寺之碑碑阴的施主提名可以知道，奚康生在修建南石窟寺时，不仅招收了很多的能工巧匠无偿为其劳作，而且动员的了全泾州的头面人物捐资。在碑阴提名的59人中，包括平西将军府隶下的各级官吏，陇东诸郡太守及下属，泾州所辖15县的县令等，可谓动员了全泾州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主持修建了南、北石窟寺。第四，因此碑是永平六年所凿，可纠正《魏书》的错误。据《魏书.地形志》记载，泾州领6郡17县，《南石窟寺之碑》记载为5郡15县，无平原郡，无阴磐、鹑有两县，与嵩显寺的《敕赐嵩显禅寺记碑》所记载的相同。《魏书.地形志》又记载泾州首县是临泾县，而《南石窟寺之碑》和《敕赐嵩显禅寺记碑》都记载首县是安定县。还有泾州所领五郡的郡守，只有安定郡称为内史，其他四郡都称为太守等，更真实的反映了历史原本的面貌。第五，碑文的记载为北石窟寺的发现做出了重大贡献。1925年2月，陈万里考察南石窟寺时在清理后，认定4号西小窟为唐窟，而且找到了《南石窟寺之碑》的碑首，并进一步论证了北石窟存在的必然性。29年后，在距离南石窟寺北纬77公里的荒郊，终于找到了北石窟寺，从而印证了陈万里的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