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邦隆(1879----1951)，曾名幸国麟，字中和，甘肃省华亭县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拔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举人。废除科举制度后，即考入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博物科深造，1911年毕业。随后在平凉柳湖书院﹑平凉中学﹑华亭县立高小任教员﹑教务主任﹑校长等职，1927年担任华亭县教育局长。199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华亭县志》“人物”条目记载：幸邦隆先生一生致力于建学校，办教育，著书立说，弘扬传统优秀文化。自民国元年与陈辅周等人创立华亭县立第一高小以来，又先后与县知事及乡里学绅一起创建了下关镇第二﹑三初小﹑县城高小。担任华亭县教育局长后，千方百计筹款建校，使全县初级小学增加到39所，高小增加到3所，学田增加到2900亩，教职工达110人，入学儿童达1000名左右。目前，有幸流传于世的著作有《增修华亭县志》六卷(1933年华亭文华石印局出版，1976年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三乡文集》八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陇东日报》社出版)﹑《中和惜阴录》四册八集(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华亭文华石印局出版)及散存于子孙手中的部分书法作品。
纵观幸邦隆的一生，其办学兴教的人文思想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 承师遗训，立志成才。幸邦隆在笔记《追念业师吴永兴先生教泽文》中写道：“余业师吴永兴先生，字可诗，四川巴县人也。余十岁时，严父聘先生课。余读书于红山镇，越时三年，教诲不倦。嗣余严父与仇家抅讼，家道中落，不克专意授业先生之门。在他人咸嗤其无成，而先生輙以大器许余，常施不时之教。余以潜自奋勉，勤学不殆，以期无负先生之高识，得有扬眉吐气，免人非笑之一日也。余自十九入庠，负笈深造平凉柳湖书院，而先生乃同师母有旋里之行。后二年，不弃余复来，宏施教泽。”据1830年幸棠主编的《幸氏宗谱》及后续部分记载：华亭幸氏家族原籍四川江津，迫于生计，于1850年北上，1872年借朝廷向甘肃移民之机，移居华亭。因此，《追念业师吴永兴先生教泽文》中说业师吴永兴为四川巴县人是可靠的。这位吴先生携妻带子，不远千里奔赴幸家执教，其精神已经难能可贵了，更感人的是“在他人咸嗤其无成，而先生輙以大器许余，常施不时之教”。即宁可自讨“不识时务”之嫌，对学生仍然以点燃理想和信念之火为先导，促使其树起成才报国的远大抱负。文中所提“他人咸嗤”在当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满清政府自嘉庆至光绪，朝政腐败，买官卖官，滥捐成风，从科举遴选的举人进士到花钱捐得的“候补”，充斥官场，无实职可做，大量读书人倾其家业苦读一生，考得一官半职只得到了一个“候补”，又进入望眼欲穿的“等缺”行列，十有八九等到死都没做上官。到了宣统以前，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学子们的致仕之路又得从头开始，因而当时社会对读书人“咸嗤其无成”，也在情理之中。吴永兴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对读书成才信念的无比坚定，他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有对学生潜质的深刻认识，因而不离不弃，谆谆教诲，倾其毕生心血于学生弟子。老师的这种品质，无疑对少年幸邦隆的思想意识产生极大影响，奠定了其后来兴学办教的思想基础。《追》文继而写道“先生有子三人。次子承继伯兄，居巴未知存否?长子﹑三子晚岁追随来华，俱无妻室，迄先生卒后数年，均次第凋谢，嗣续终斩。及门生四，亦相继辞世。岁时坟头无嫡亲一瓯之献，惟余一身尚存，每岁令节，携一壶酒拜祭于墓道之前而已。呜呼痛哉!余与先生阴阳异路，屡经危险，越三十年矣。今已须发苍白，老羸龙锺，又值国难当头，死亡不知何所，恐后嗣之不知先生有造于幸氏也，故特为追念教泽文，以誌其不朽云。”这段让人心酸落泪的文字，活脱脱刻画出一位以身殉教的老夫子形象。学生已经功成名就，而吴永兴先生又受聘到村学尚武村任教，开始了他又一轮执教育人工作，无怨无悔。这种执着的追求，无声的熏陶着幸邦隆从业精神，以致殉职任上，以自己人生最后的闪光，坚定了幸邦隆办学兴教思想。在幸邦隆的心灵深处，总觉得老天赋予吴老师的一生是专为成就学生，特别是专门造就自己的，很自然的接过了吴老师手中的“接力棒”，所以后来以毕生心血和精力推动华亭教育事业大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执着而不迂腐，贫困而不乱志，不惜三十年言传身教，成就门生，一诺千金，死亦壮哉!吴永兴教给了幸邦隆国学知识，也教会了如何做人，如何执业。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砸碎自己的骨头，去造就国魂的，这就是华夏国脉的传承方式与基本途径。幸邦隆办学兴教人文思想的形成，其实是那个时代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质。
二 博学多才，知识立身。幸邦隆求学读书三十余年，几乎占去了自己半生光阴，加之后半生又从事教书育人职业，他自懂事以来一直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在学识上，参加科举选拔中举人，验证了国学知识的渊博深厚;毕业于师范学堂博物科，又说明了现代自然学科思想的水平之高，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是拔尖的。与封建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他并没生长于一大群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中间，而是受家庭颠沛流离的影响，先后在四川江津﹑陕西凤县﹑甘肃华亭这些人迹稀少的贫困山区“落脚谋生，置家立业”，切身感受到了当时中国农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苦难生活。业师吴永兴的谆谆教诲，“孔孟之道”的仁义礼教思想，“洋务运动”的实业救国理念，使幸邦隆切身体会到了文化知识和国民素质的重要性，知识立身思想成为他最基本的世界观。于是，他突破了终生埋头经史研读﹑一生舞文弄墨的秀才们的发迹套路，决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28岁时考入了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当时全省最高学府)博物科，在预科﹑本科各攻读两年，除继续深造经学﹑国文﹑人伦﹑历史等传统课程外，着力学习了地理﹑博物﹑算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地质矿物﹑生理卫生﹑心理﹑教育﹑英文﹑日文等新课程 26门。这使他成为当时陇东屈指可数的精文通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兼容并蓄的难得人才。
三 捐资兴教，济世救民。幸邦隆回报社会从教书育人起步。《华亭县志》记载：“1910年在平凉柳湖书院任教，中华民国建立后，回华亭任高等小学堂及初级小学教员﹑校长;民国5~8年(1916~1919)任平凉中学教务主任。民国9年(1920)因母丧返里，他看到华亭仍处封建私塾向公办完﹑初小过渡阶段，儿童受教育者很少，就先后捐银元400元，和其他人一起，于是年办起下关﹑高山堡﹑武村堡初小，民国11年(1922)又办起吴家堡初小。民国16年 (1927)他任教育局长，在县长王玉堂主持下，和王化行等人修建了县新城高小(华亭一中前身)，并整顿各校学田，给安口女子小学捐赠学田70亩。”这段记载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幸邦隆兴教办学思想和造福桑梓义举的肯定。他担任教育局长当年，就促成县政府公布了《强迫男女学童入校章程》，强制性要求社会办学，全面提高儿童入学率。民国21年~24年(1932~1935)，华亭县推行义务教育，利用寺庙﹑公房开办短期小学8所，动员7~12岁失学儿童480名入学读书。至此，全县公立高﹑初小经重新布局已达46所，在校学生1450名。民国31年(1942)华亭教育事业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全县小学发展到66所，在校学生达到2796名。
一位文弱书生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然而，时逢乱世，满目疮痍;军阀混战，国难当头;匪患四起，民不聊生，仅民国初期至抗战胜利二﹑三十年，幸家先后有三名青年男子被抓“壮丁”或强迫当兵，一人逃跑未遂被杀，一人阵亡，一人病死银川;两名男丁患病身亡，五位长辈因生活所迫离开人世。一九三七年正月二十六，土匪洗劫了幸邦隆侄子家，枪杀了侄媳黄相全。华亭县城被匪徒围困，烧杀掠强更是家常便饭，也曾发生过县长被土匪杀害事件。“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饱读经史，谙熟孔孟之道的幸邦隆接受了乡亲们的要求和(国民党)华亭县政府的的委任，组建民团，拱卫县城，保卫家乡，先后八次阻击和驱赶祸害民众的土匪武装。晚年的幸邦隆由于疾病缠身，竟发奋攻克中医﹑中药治病除灾难关，经常为买不起药的乡亲们开方送药，解除病痛。他治病以“猛药”除根著称，常用大剂量和别人不敢用的“毒药”(药性具有多重性，配伍﹑剂量﹑煎熬难掌握的中草药，并不是指广意上的毒药)，一两副就解决问题，至今八十多岁的老人提起来，依然津津乐道。
四 重视技术，支持陶校。幸邦隆自己读了半辈子书，但他却反对“读死书”“死读书”的封建迂腐求学观。他在《三乡文集·经验笔记·为学》篇中写道：“活人读死书，要使死书与人俱活，勿令活人与书同死。”“吾人读书原为适用，至不适用之书读之虽多，与人何益?”“近来言论出版自由之新书虽多，求其与国计民生﹑身心性命﹑应世接物相关切者，则寥寥不可多得，读之徒耗人脑力，亦未见其尽适用也。善读书者其知所采择乎。”因而在他任华亭县教育局长后，针对华亭陶瓷业发展水平落后的现状，全力支持县政府办陶瓷学校， “民国25年(1936)9月，县教育局在安口光华瓷厂投股，为陶校设实习工厂……民国28年(1939)，甘肃省教育厅接管实验所，正式成立甘肃省立华亭初级陶瓷实用学校”(引自199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亭县志》第572页)，这应该是陇东历史上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为了办好陶瓷学校，“民国 22年(1933)县政府选派赵尔英﹑朱子明﹑幸邦荣赴江西九江，派刘瑞赴江苏宜兴两瓷业专科学校学习，为创办华亭陶瓷学校培训师资(与上段引文同册同页)。正是这所陶校的建立，开发出了安口细白瓷和工艺瓷，开创了“陇上窑”新局面。在首次被派往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技术的三个人中，就有幸邦隆的胞弟幸邦荣。他在给幸邦荣的信中语重心长的写道：“须要樽节经费，刻励志操，不沾一切嗜好，杜绝一切恶习，把自己的身子治好，把自己的脚跟立稳。放开眼光，普照世界，拿出精心，研究实学，做个顶天立地的铁汉。三十年前能为世界有用之人，三十年后，自能结美满硕大之效果，方不负兄之期望教养也!”(引自《中和惜阴录·杂文拾遗录·致四弟熙宇书》)可见幸邦隆对兴办华亭陶瓷学校的重视程度。
五 男女平等，推崇女学。幸邦隆特别重视女性受教育，以此推动女性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他在《三乡文集·经验笔记·兄弟》篇中写道：“贤母良妻之不出，女学不兴之故也。女学既兴而贤母良妻仍然不出，弟兄争端仍然不已，是女学不重道德之故也。”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社会女子受教育不够，男女不平等问题。《三乡文集·经验笔记·教育》篇又写道：“教育根本之改良莫大于注重女学，女学校最要之学科莫急于讲求卫生，卫生最切之教材莫妙于增加医术。此无他，盖以人生世界，女子之病杂于男子。女子生男育女之苦甚于男子，女子教育子女之责近于男子。医学明则胎元幼稚之教成，医学精则气血亏结之病少，而健康之贤母良妻即于是乎出矣。”这段论述，又从人体生理角度和教育子女的职责方面，说明了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认识，幸邦隆在推动女学方面措施具体，效果显著。在家庭，幸家子弟儿孙不论男女，大都受到十年以上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幸家男子娶妻非知识女性不娶，一时传为佳话。在事业上，担任教育局长后，他大力倡导女子教育，先后办起2所女子学校，还给安口女子学校捐赠学田70亩，打开了女子受教育，求解放，求平等的局面。此前华亭女孩几乎无人上学，此后许多女孩不仅上了学，还有张映彤(朱子明之妻)﹑潘芳卿(赵尔英之妻)﹑赵慧贞(兴邦荣之妻)﹑幸育廉(幸邦隆之女)等多人远赴平凉上了师范，这在封建思想犹存﹑战火蔓延而且交通十分不便的那个时代是破天荒的大事。
六 关心时局， 忧国忧民。幸邦隆生活在清末与民国时期，但对两朝政局和官场风气均不满意，他见不得那种病入膏肓的腐朽衰败社会，他追求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五四运动”所宏扬的民主科学思想。他经历了以慈禧为首的保皇派对康有为等改良派的残酷镇压，希望破灭，义愤填膺，撰联抨击： “二百年气运将衰，擅权三世;七十岁淫心不改，遗臭万年。”当彻底推翻了满清王朝，全国百废待兴，实践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目标时，军阀混战不休，蒋介石集团统治下的各级衙门变本加厉，盘剥人民，幸邦隆见煌煌中华振兴无望，又出一联“吸髓有方，衙内尽蓄敲骨鬼;点金无术，门外难挡要钱人。”抗战期间，幸邦隆对官衙和当局的暧昧态度十分反感，他写道：“吏将刮穿地皮，怎顾这张面皮;敌已夺去榆关(山海关失守)，还说什么年关。”“民膏已竭，望当道休逞意气先遏洪水;倭寇方张，愿同志勿惜金钱后盾占山。”爱国之心，昭然若揭。面对混沌世界，幸邦隆自撰一联主张自己的理想，诫勉自己的行为：“同胞其醒乎?民权主义平等自由国家永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总理先师。”(此段所引各对联均出自《三乡文集·楹联丛稿》)
七 关心乡情，修志存史。晚清及民国以前的华亭，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民情蒙昧，缺少文化启蒙。幸邦隆等文化人，往往担负着民众婚丧嫁娶﹑宗庙祭祀﹑节庆娱乐等方面主持义务。他从文化角度，为民众撰写祭文﹑诉状，教化乡民，体现人文关怀。并以文化人的眼光搜集整理，撰写了大量游记，记录了大量历史事件，考证了大量史料遗迹，为华亭留下难得的文史资料。他主持编撰的《增修华亭县志》六卷成为华亭历史上内容最完整的地方史志，他留给后世的《三乡文集》《中和惜阴录》以大量的篇幅，翔实的记录了清光绪年间至新中国诞生，半个多世纪华亭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重大事件﹑文化现状和风土人情。特别是他晚年写的《驳县志审察长谬误的一些重要说帖》，从地理﹑建制﹑灾异﹑名宦﹑人物﹑选举六个方面对《增修华亭县志》存在的32处错误一一订正，为后来人修订打下了基础。《中和惜阴录·杂文拾遗录》的游记部分对莲花台﹑玄凤山﹑龙门洞﹑景福山﹑佛爷崖﹑海龙洞﹑仙姑山等名胜古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记载，使后人能够准确的了解古时候的景点。《回想民国十九年的刹那可算是华亭的魔劫，也算是我的魔劫》一文详细的记述了1930年华亭匪患，为历史保留了准确资料。也许幸邦隆当时并不在意这些文字的价值，可凭借这些史料的唯一性特征，现在以至将来的历史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摘自：新华副刊 作者:朱平）
